“拿起手术刀，我们连同器官带病灶一起切除，然后用化疗把癌细胞消灭，再结合靶点去改变患者的基因，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在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时，应该告诉他们，肿瘤是该彻底除掉还是控制？”

在30年从医生涯中，做了一例又一例肿瘤切除手术，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乳腺外科主任王岭却开始感到“困惑”。

追究“困惑”的原因，在于多年来肿瘤发病机制的不明确，并导致其临床治疗方法上的单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南表示：“从事肿瘤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肿瘤发病率却并没有因此而下降，且还在缓慢持续升高。”

“这是临床医生的无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董红霖说，面对肿瘤，“我们是堵，是防，还是治？”

尽管这次中国科协第56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的主题是“肿瘤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的前景与挑战”，但各路医学专家却在未来的肿瘤研究思路上碰撞出了火花。

肿瘤治疗遇到瓶颈

段建锋是陕西汉中32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一名医师，在还不算长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病例令他记忆犹新。

4年前，一名60多岁的女性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因家庭经济原因放弃治疗。然而，不久前复诊时段建锋发现，她肝部的肿瘤仍然存在，但患者仍在继续生存。

另一名结肠癌患者却没那么幸运，经过所有检查后，他切除了体内的单纯局部肿瘤，但术后仅3个月，肺部和肝脏即发生转移，生命堪忧。

“这就是肿瘤的异质性和个体差异化问题。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病人活的时间长一点，生活质量高一点。”段建锋认为，如果研究没有建立在这点上，就无法体现肿瘤研究的现实价值。

在王岭看来，人类跟细菌的抗争值得好好回顾和吸取教训，借鉴青霉素的发现和使用，可以更好地让人类研究和应对肿瘤。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不知道细菌是什么，还无法控制它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非常怕受伤，因为伤口感染会导致死亡。”王岭说，当时医生的做法，就是将受感染的部位切除掉，“与现在手术治疗肿瘤的情况非常像”。

一直以来，肿瘤治疗以杀灭为主，西北大学副校长陈超认为，人类已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自然，其实，“应该站在自然或生物进化的立场上看待人类”。

人体由一千万亿个细胞组成，每天有一千亿个细胞发生分裂，其中有100到1万个细胞会突变，而突变细胞都可能发展成肿瘤。

所以，“光靠打击不能彻底消灭肿瘤，因为它产生的环境还会促使它再次发生”。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主任于继云说：“也许以后肿瘤治疗的目的是要达到人瘤共存。”

临床与基础应结合

无论传统治疗方法，还是细胞及分子靶向治疗等新的肿瘤防止策略，都面临着如何准确选择合适的治疗对象，以及最大限度提高治疗效果的挑战。

段建锋指出，临床外科医生现在遇到了一个瓶颈问题，“一些肝胆外科医生已经没有完不成的手术，但切除的多少，与病人愈后的关系并不清楚”。他认为，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病例资源，把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

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增的肿瘤患者达2000万例，其中我国每年新增200多万例，死亡逼近200万人。但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肿瘤基因样本库，且在肿瘤治疗和用药的标准上，我国多是参考美国的NCCN标准。

“因为涉及种族不同，基因组上会有一些变化，肿瘤发生率、治疗效果都会有差别。”唐都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何显力认为，基础研究可以跟随欧美的研究方向，但临床医生也跟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就会存在问题。

“临床医生也非常希望参与到基础领域研究中去。”段建锋说，他所在的医院，每年肿瘤的手术量大约在6000多例，而“切除组织的这些标本白白浪费掉了，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借鉴的是，国外的患者在进入临床后，所有体检信息和病历甚至手术方案资料十分齐全，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差距。

“如果我们的临床医生也能将这样完整的资料放到基础科学家手中，临床和基础之间的相互结合才能做到最高效。”陈志南说，“从事基础和临床的两类肿瘤学家，应该共同奋斗，任何一方跟不上，都会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