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蹄治病”到“打通任督二脉”，前不久的甘肃“中医复兴运动”将中医置于舆论漩涡之中，争议四起，浮沉不定。然而，抛开热闹不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伏羲制九针、岐黄论医道的中医，如今已举步维艰。其显著表现为，中西医的“剪刀差”越张越大，每年中医师的增长人数还不到西医的零头，更甚者，作为中医的领军人物，著名中医的人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

在不少专家、名医看来，中医的脱困与复兴，全系教育。可目前学院制的西化教育，被九旬高龄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指为一只“病鸡”，“病鸡如何能生出健康的鸡蛋？中医教育就是这只母鸡，不中不西，怎能培养出纯正的中医接班人呢？”为此，本版推出“望诊中医教育”系列报道，以期把脉国医未来。

现实·寒

中医增长人数不及西医1/12，报考博士居然写不出方剂

2007年毕业于江苏某中医类大学中医学专业的小武，早早就转了行当，现在司法系统工作。那一年，同班50多人毕业，只有一半从事了医疗行业，而选择中医为业的不过寥寥五六人。

“据我所知，以后几届毕业的学弟学妹们，在中医行业就职的比例就更低了。”小武毫不掩饰中医学生“两头受堵”的就业困境，“西医医院基本不招中医学生，但是中医招聘也不以中医学生为主，这叫我们上哪儿工作去？”据了解，小武班上不少同学本科毕业后就去读了西医研究生、做了西医医生，还有一些同学干脆改行。从2002年至2010年，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了42253人，这个增幅，还不到西医的1/12。

当然，小武的经历并不能代表全局。依据浙江中医药大学的统计，近两年，该校毕业生在中医类单位工作的比重超过了70%。

“数字或许不能简单同质量挂钩。”一个六七十人的本科班，能培养出三五个优秀人才，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临床教研室主任尹涛就已“十分欣慰”了。在他看来，很多中医专业的毕业生，还远远达不到“出师”水准。

对于西医而言，有了基础知识，采取现代医学仪器等辅助诊疗手段，就能够对疾病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并采取相应治疗。而中医学习，无论是辨症还是开方，都需要大量的临床实践才能掌握。“目前的院校教育中，中医的临床实习和西医一样，从大四开始。这样的经验值对于中医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尹涛坦言。

“小本”中难出将军，即便是戴上博士的帽子，情况的改观也不是太多。

一位中医急症科主任招收博士研究生，要求写出10个方剂，很多考生居然写不出来。这样的怪事，烟建华教授并不少见。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带头人，他发现不少博士生、博士后在开题、论文答辩和课题评价过程中，制订的研究方案和事实存在许多概念错误。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自然难以树立起临床的高度，不少学艺未精的学生基本把中医开方等同于“银翘散”——出手就是加减“银翘散”。因为在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的首先是银翘散，也必考银翘散，一上临床，脑子里也只有“银翘散”。

教学·虚

教材编写脱离临床，中医课程压缩严重、成“可有可无附属品”

有人说，中医教育“病”了。最大的病症，也是专家们提及最多的，就是“脱节”。不管是教材编写还是课程设置，都与中医最看重的临床渐行渐远。

“编教材的老师是不是临床出身十分关键。”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指出，有些教材只是简单地将单一病症下的症状罗列出来，完全忽视了现实诊疗的复杂性，结果学生到了临床一看，症状大相径庭。

编来抄去，是中医教材的又一隐疾，往往只介绍各家源流，却缺乏对各家学派的临床经验和有效案例的集纳、整理。“十八般武艺往那里一放，却不教人怎么用。”原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这样比喻。多重流派的简单堆砌，非但不能增加学生的视野，反而会适得其反、徒增干扰。“领悟中医的原理本来就已经很难，更何况教材上的流派众多，也不知道该信谁的。”谈起学习感受，重庆医科大学07级中医专业的湛杰莉有些无所适从。

“编一个规划教材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项目，人人都去争着编撰、抢着署名，质量和效果自然被搁到了其次。”教材质量的波动，在烟建华看来，更与中医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无关系，“教师拿不到课题，就无法晋升，这样的教学评价体系让不少固守中医传统的教师都难以独善其身。”

“教材必须改，必须紧贴临床，要多花些时间编写，才能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两个“必须”，道出了已故国医大师任继学对于中医教材的忧虑。

如果说教材编写问题还属于“院内起火”，那么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中医需要面对的是西医的冲击。

中医专家指出，中医学院的中医课程不断被其他课程挤压，中西医的课程比例从最初的8∶2，下滑至现在的6∶4。加上各种评价体系和用人标准依照西医坐标设置，导致在60%的中医“疆域”中，真正“国产”的课程最多只有四成。“中医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一些专家给出这样悲凉的结论。

另外，在培养模式上，中医类研究生培养按照西制实行分类指导，有“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之分。“科学学位”培养中医科研人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才是培养中医临床医生。

“中医教学和临床脱离，搞基础的就单纯钻典籍，搞临床就去做动物实验，这样是培养不出中医人才的。”吕玉波坦言，将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割裂，把中医按照现代医学的模式人为分割，这无疑是犯了中医重整体、讲系统的大忌。

原本期望互取所长的中西医结合，结果却让西医模糊了中医的核心。中医专家担心，在西医的包围之下，中医变得“不中不西”，变味的中医达不到好的疗效，没有疗效说话自然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螺旋衰退的怪圈，让中医的前景变得有些堪忧。

环境·郁

“耶稣管和尚”的医院模式让中医难有沃土，回归师承却遭体制难题

讨论中医复兴，许多人更关注的是“种子”问题，如何打造合适的教育模式，如何培养优秀的后继人才。

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是，土壤是否合适。“种子要优良，土壤更要肥沃。”年过九旬的国医大师颜德馨对于综合性医院“耶稣管和尚”的模式颇为不满，在西医学术观点的统治下，中医显然是很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

要找到这样一片纯粹的土壤，在现在已经很难了。

据媒体报道，数年前，一家中医医院来了一位危重病人。经诊断，病人患了心肌梗塞和脑血栓。值班大夫们赶紧采用西医抢救手段。此时，一位上级大夫路过，见状，要求值班大夫改用内关穴扎针的办法。值班大夫只能照做。可当上级大夫一走，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内关穴的针，重新改回原来的西医抢救手段。他们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埋怨那位上级大夫添乱。

西医的强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就连医院，普遍也是按照现代医学来设置的。纯粹的中医生，如果不会管病房、不懂化验单、接不了急症，一般的医院不会接收，自身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又何谈去发展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柴可夫认为，从上游教育到下游医院，西医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具有压倒性优势。

于是，中医教育试图闯出一条“最中国”的突围之路，回复到师傅带徒弟的师承教育。这样的培养模式，尽管能带出不少好手，但是因为没有院校受教的经历，无法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即便能够参加，近一半的西医考试内容也会让这些按传统模式培养的学生茫然无措。制度，让师承陷入尴尬，谋得妙手，却无出路。

疗效决定中医的未来，而能否发挥疗效则要似乎人才质量。但是，人才培养的坎，中医迈得并不轻松。“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中医就只能关在博物馆了。”吕玉波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