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刊《胃肠病学》杂志上发表的被称为首项炎症性肠病（IBD）地区性流行病学比较研究，亚洲地区的炎症性肠病发病率为1.37例/100,000人，澳大利亚地区更是高达23.67例/100,000人。鉴于在20年前炎症性肠病在亚洲还鲜有发生，因此尽管这些发病率与西方国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仍反映出其疾病负担已经有了临床意义。

报道作者、中国香港大学的Siew C. Ng医生及其同事分析了亚太地区克罗恩病及肠炎流行病学（ACCESS）研究的数据。该数据库包括来自9个国家12座城市的21家医疗中心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泰国等。研究者们重点探讨了在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期间被诊断为偶发性炎症性肠病的病例，这些患者均经临床及内镜检查、组织学检查和放射学检查确诊。

研究者随后观察了个体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总体上，诊断时的平均年龄为39岁，亚洲地区和澳大利亚地区从出现症状至确诊的中位间隔时间分别为5个月和6个 月。亚洲地区有66%的患者报告了炎性疾病的表型，而澳大利亚地区为88%（P=0.005）。实际上，亚洲地区有3%的患者报告有炎症性肠病家族史，而 澳大利亚地区为17%（P<0.001）。

研究者们发现，在这1年期间，共有419例炎症性肠病新发病例，其中包括232例（55.4%）被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UC），166例（39.6%）被 确诊为克罗恩病（CD），其余21例（5.0%）病情未确定。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得出亚洲地区炎症性肠病的粗略年发病率为1.37例/100,000人 （95%CI:1.25~1.51），澳大利亚地区为23.67例/100,000人（95%CI:18.46~29.85）。

研究者对疾病严重度也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和澳大利亚地区的病例中，透壁性疾病的发生率分别为19%和2%（P=0.012）；与此同时，亚洲和澳大利亚病例中分别有17%和10%被诊断出患有狭窄性疾病（P=0.277）；亚洲人和澳大利亚人肛周疾病的发生率分别为18%和12%（P=0.356）。

研究者表示，作为一个人口超过42亿的地区，亚洲炎症性肠病流行病学情况的变化为研究致病因素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尤其是与西方生活方式有关的因 素，其中包括家居环境的舒适度，冷冻、富含蛋白及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抗生素的广泛应用，疫苗接种及工业污染等。亚洲地区CD复杂的疾病行为对当地卫生保健 计划和资源分配有着重要影响。

最后，通过观察亚洲和澳大利亚在治疗模式上的异同，研究者发现，尽管这两个地区在抗生素、免疫抑制剂及生物疗法的使用上相近，但澳大利亚地区美沙拉嗪 （79% vs. 62%;P<0.012）和皮质类固醇的处方率（62% vs. 28%;P<0.0001）高于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