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内，北京三位医生接连猝然倒下，确实让医生们扼腕长叹、感同身受。

卫计委门的一次小样本调查显示，在4032名被调查的医生中，1/4的医生有心血管疾病，近一半医生有高血压，40岁以上医生的患病几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医生，本应是健康的代言人，可为什么是这样的现状？这也让社会再度关注医生这一群体：医生，该由谁来守护呢？

“薄利多销”加重了医生负担

我也有一组数据：美国千人拥有床位3.1,医师2.7人，护士9.8人；而我国呢？千人拥有病床4.1,医生1.4人，护士1.4人。仅从这样的人床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医护人员有多累。现在，公立医院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失控。即使国家一再禁止公立医院扩张，但规模一再扩张，我行我素。医护人员在这种惯性下别无选择，只能在高强度下默默耕耘，在“薄利多销”下拾回一些安慰。

“薄利多销”加速了医护人员生命折旧，“以药补医”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元凶。两者把医护人员推向身心疲惫的深渊——失去健康，失去尊严。医生，本来就是面对生命的职业，医生的价值体现在他挽救生灵上，医生的价值理应是其技术价值的体现。而事实上，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不仅仅加快了医生的生命折旧，也大大侵犯了患者的健康权——不足3分钟的一次门诊带来多少不满。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医院为了赢得患者，居然用免去诊金、挂号费来吸引患者，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不是通过“技术”来体现的，公立医院的发展不是通过财政拨款而是通过药品、卫生材料和机器来创收。因此，“以药补医”成为诱饵，“薄利多销”成为手段。这样，医生情何以堪？

中央**提出“**主导，市场推动”的大政方针，如何融会贯通？我们医改元年就提出提高服务价格收费，取消“以药补医”,但年复一年，依然故我，反而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和医院的不断扩张，医生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我们从“号贩子”的“价格体系”中就可以知道，医护人员的市场价值在哪里。我们不认可黑市价，但是我们也为如此大的差价而心寒。可是，民众并不知道这种畸形的价格体系是看病贵的根源，相反总把这些怨气撒在医生身上、撒在护士身上，甚至对他们大打出手，刀刃相逼。医护人员成为制度的替罪羊，也成为社会戾气的出气筒。

法律对医生的保护很脆弱

似来不来的埃博拉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10年前的SARS,当时有多少医护人员倒在抗非的战场上。如今，西非抗埃战场上又有多少医护人员倒下？这是职业的需要，但他们也需要社会的关怀，社会的敬重。

其实，医护人员只需要一个公平、基本的人文关怀。广州就有一起官司是这样的：一位医生连续看了三个腮腺炎病人，最后自己被感染了。这算不算工伤呢？民政部门说，工伤目录没有这一项；**说，你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你是从工作中感染的。这种结果未免也太悲催了。更悲催的是，见义勇为永远不会表彰给医护人员，即使是为保护同事免受暴徒的伤害挺身而出。当医护人员用生命保护其他患者和同事免受精神病患者的狂刀，即使生命结束时，都无缘被称为烈士，更沾不上见义勇为。为什么其他行业就可以有这种“待遇”呢？（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虽然《劳动法》没有说不适用于医护人员，但是医护人员常年“白加黑，五加二”,又获得了多少关怀呢？

只可惜，目前法律对医生的保护是脆弱的。患者的愿望超过了目前的医学水平，医生们在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中变得小心谨慎，疲于写各种病历医嘱的时候，还要再三核对，生怕出错。再加上近几年刺医事件频发，这些都极大地加大了医者们的精神压力。

晋升压力胜似末位淘汰

医生确实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另一个精神压力来自医生的继续教育和职称晋升，晋升制度如同枷锁般钳制住医生们。上班已够疲惫，下班还要搞科研，甚至还要上夜班，有些人还要承担着教学任务，医、教、研一环紧扣一环。可是，没有科研，没有论文，再好的临床技术也无助于晋升。本末倒置下的惩罚文化迫使临床医生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不想落后，都想晋升。这种不是末位淘汰却胜似末位淘汰的机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或许人们认为到“正高”就熬到头了，可以稍稍休息了，但这也多是奢望，因为评聘分开，你不能放缓你的节奏。

这一切的一切给了医生许许多多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问题。我们期望在依法治国理念的引领下，我国能构建起医疗卫生法律体系，**依法履行职责，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守护关爱医生这一群体。保障了医生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我们的健康才能更有保障。